一是人与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处在权力场域中的人很容易因为血缘的亲疏有无而被固定在某个位置上，自由流动或升迁难以实现，纵使有法律的牵制和干预，拥有家族或血缘利益优势的人也会想方设法采取各种迂回策略“寻租”或“牟利”，即用血缘的坐标来划分空间的方向和位置，尊卑贵贱、亲疏密间皆定格妥当。尤为特别的是，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有什么样的父母、出身和门第，就决定了你未来的生存发展状况，并且是天然合理的，所以有权势的人会利用这个无法竞争，又不易藏没、歪曲的事实来做分配各人职业、身份、财产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常言的“拼爹”或“联姻”。
二是形成“老子当官儿当官”的“隐性腐败”。因为有血缘的特殊关系，处于血缘网织中的人可以在权力场域或格局中轻而易举地获得一席之地，质而言之，“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②
三是形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规模效应。权力“血缘化”的惯势一旦形成，不光是家庭内部，所有与之有粘连或私人化的东西都有可能沾上腐败的光，正如冯友兰先生说的：“家族制度过去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有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照家族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可以按兄弟关系来理解。”③因此，在权力的家族化过程中常常伴随的是诸如权力“秘书化”、“二奶化”、“情妇化”、“司机化”等现象，这也正是一位贪官落马，其妻儿老小、七大姑八大姨、秘书、司机、二奶等都难以摆脱干系的原因所在。
伦理政治导致的人治主义效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实行德治和礼治的治理模式，仁为价值理性，礼为工具理性，毋庸置疑，二者在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发展治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导致了政治的伦常化和政治统治过程中人治主义的泛滥和盛行，并遗留至今。众所周知，对国家的治理应该是德、法并举的过程，对于任何一方的偏废都将使政治发展偏离正常的轨道。由于传统政治文化过于倚重道德理性的政治优先性，所以在社会治理上，总是希冀于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而对为政者个人德行的过分倚重，却最容易导致人治主义，所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讲的就是这种道理。质而言之，人治主义的根本就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系于君主和大小官吏的德性修养、个人意志及其忠奸智愚之上。在这种规律之下，必然体现以人情治国为弊端的人治主义效应：
一是官员法律意识淡薄，以人情干预或替代法律。由于重人治，而人治的毛病，往往变成我就是法律，生杀予夺完全由我，最后就变成没有制度，以人情干预或替代法律的事也就变成了一种常态，所谓“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朱文公文集·卷四十》)
二是民主意识淡薄，以人情干预或处理政务。人治的另一重要特点就是讲究“关系主义”，任人唯亲，即根据关系的好坏、亲疏程度及对方是否有背景、资源来决定事情的办理方式，最终形成一张张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现实的体制性障碍
近年来，我国一直正处于社会改革发展的转型期，遭遇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问题，加之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也给基层权力家族化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接班观念的异化。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中期，为关心职工生活，缓解劳动就业压力，推动企业和社会的改革发展，我国逐步确立了子女顶接班制度，即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办理手续，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是我国劳动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这种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很多职工子女和知识青年返城就业的重要出路，是当时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社会现象，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到80年代中期，随着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公平、竞争、择优就业观念的深入人心，加之顶替的消极作用日益增加，这种就业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至1986年10月1日，国务院关于暂时停止办理子女顶替补员工作的一系列要求开始执行，这项实行了20多年，被俗称“接班”的就业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其弊端主要有三点：一是不少地区自行扩大顶替的范围。二是出现了大量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违纪违规的情况。三是对教育、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部分年轻人接受教育的积极性不高，进取心不强，等靠要观念浓厚。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责任编辑：guanl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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