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要下沉至科级？

 　　5月11日，中纪委官网发布“每周通报”，安徽省怀宁县科技局原党组书记(主任科员)因个人事项报告不实受到党纪处分。通过梳理公开资料发现，今年以来，除了安徽，全国至少还有十余省区市的部分地区，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已“下沉”至科级。(5月19日《南方都市报》)

　　2010年中组部出台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明确要求，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官员为“副处级以上”，现在要求科级干部报告个人事项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并且很可能覆盖面积会越来越大。如何看待此种已经“下沉”到科级的个人事项报告?在我看来，一方面，需要看到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下沉”的反腐深意;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地方动作对于制度设计的倒逼。现实已经一再表明，一些实职科级干部，他们往往掌握着一定的公共权力，很容易出现“小官巨贪”的现象，地方要求科级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正是从反腐的角度提前预防贪腐情形的出现。

　　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下沉”，从某些方面来说，其实是在倒逼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的完整性。何以完整?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曾经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官员财产公示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是欠缺的，一个是社会诚信体系，第二个是信息统计的体系。而要让官员如实进行个人有关事项的报告，且让报告内容能够被随时查询，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来说，单纯依靠其主动作为，依旧不够。这就要求国家制订包括“申报、核查、公开、监督、问责”在内的完整报告制度，完善官员个人事项报告的完整链条，打开公众和社会监督的突破口，民众与舆论的质疑要有明确的反馈渠道，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延伸至科级，就一定会产生预期性的公开效果。

　　目前，不少地方政府事实上不缺乏深度公开的勇气，希望此种实践，能够感染到其他地方，形成官员个人事项报告整体“下沉”的潮流。与此同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勇气需要顶层设计的制度改变来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