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之际，新华社记者暗访节礼生产厂家和销售市场，发现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节日公款送礼现象明显减少，中央纠正“四风”的举措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拥护。但是，节日禁令之下公款送请减少并不意味着“节日腐败”的淡出，管住“节日腐败”不仅靠文件更要靠制度。
天价月饼“失宠”，高档烟酒难销，就连大闸蟹也脱去了公款消费的“黄金甲”。中央的节日禁令在很大程度上管住了节日公款送请，让基层干部群众觉得这个节过得更省心。有基层干部向记者表示，减少了冗繁的节日招待送礼，让他们能够腾出更多时间干工作。而不少基层群众也表示欣喜，因为公款消费市场的缩减，拓展的恰是老百姓的消费空间。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仍有部分节日送请和公款消费悄然改头换面。如：不让送烟送酒，改送商卡礼券;不让公款购礼，改由企业出面。而有部分礼品回收店甚至主动上门服务为收礼者变现。禁令之下为何还有形形色色的变通勾兑?一位出租车司机在与记者闲聊时一语中的——财礼追着权力走，有理没礼办事难。
送礼者怕办不成事非送不可，收礼人觉得能办事收得坦然。于是在部分官员权力寻租的冲动下，一旦中央禁令没有细化落地，就难免被他们变通应付。而反复重申的禁令，如果仅着眼于应有的基本准则，也容易让这部分人将底线当作上限，让禁令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尽管以文件形式传递的组织禁令对大部分自觉的党员干部有效，也能刹住部分不良干部“节日腐败”的势头，却难以遏制各类“节日腐败”的变异和反弹。
“今年能管住，明年呢?”在采访中，基层干部群众都表达了类似的关切，他们盼望遏制“节日腐败”的禁令能管得更宽、更严、更久，还老百姓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但禁令毕竟只是特定的限制性要求，而制度才是相对稳定的行为规则。因此，要让禁令更管用，就需要将禁令上升为制度。
从狠刹不正之风的禁令上升为遏制“节日腐败”的制度，需要制度完善与制度创新。不少学者认为，降低受贿罪起刑门槛、完善行政办公预算管理、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纪检督查，这是扎牢既有制度篱笆的办法。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重新界定行政权力的边界，则有赖于制度创新。此外，还必须有可靠的司法体系为制度的实现兜底，不仅要搭建有罪可罚的应然渠道，还要达成有罪必罚的必然事实。
总之，遏制“节日腐败”不仅要靠组织文件，还须将禁令上升为法律制度、细化为执行细则，以抓铁留痕的韧劲狠抓落实，在以禁令铁腕治标的同时，必须通过制度完善和制度创新寻求治本之策。(记者 杨绍功) 责任编辑：guanliyua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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