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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元里,往昔的静好与波澜

时间:2023-06-30 11:58:31  来源:  作者:
导读:日前,有武汉文史爱好者注意到,江岸区“保元里和泰安里修缮工程”已经启动,相关地段出现了建筑工程围挡。据之前的媒体报道,该工程是“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建设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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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保元里入口。王炎生 摄

  法治报道讯(曹军舰 通讯员 彤哥)日前,有武汉文史爱好者注意到,江岸区“保元里和泰安里修缮工程”已经启动,相关地段出现了建筑工程围挡。据之前的媒体报道,该工程是“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建设项目之一。

  说到保元里,通常会和泰安里以及该地段临街的保华街并论。这个版块,在老汉口的文化版图上一直颇具分量。历史上的保元里也值得一提:一处典型的老里份,还曾打下过深厚的红色印记。

  精巧优雅的保元里

  保元里位于汉口南京路西段与汇通路之间,东临保华街,西与泰安里相通,采用沿街式空间布局,依托保华街呈弧形走向,长100米,宽4米。

  民国初年,伴随着“首义之城”带来的独特政治地位和多年繁荣商业构筑的经济基础,加之战乱破坏带来的住房市场刚需,汉口的房地产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此时,里份建筑的规划与建设在汉口已经完全成熟,一批新建里份拔地而起。保元里就在其中。

  保元里的兴建者是曾任上海道台的桑铁珊。1912年,他把为官多年的积累投向房地产,启动了冠以“保”字头的一系列里份项目:保元里、保和里、保安里、保成里。这些里份,现在只有保元里尚存。

  保元里的名称,来自于1912年“民国元年”这个概念。当时,汉口城区地价高昂,建设者在设计、修建保元里时,充分考虑街道地势,沿保华街弧线走向建造,有效利用了地理空间,令住宅实现了商业价值的最大化。

  该里为“一巷两口”主巷型结构,一条主巷道贯通里内,连接南京路和汇通路,道路则呈“十”字形,出入十分通畅。与汇通路相交处的牌坊式门楼一直保留了下来,标明此为保元里的主入口。巷东一侧为三层临街建筑,其中底层为沿保华街的商铺,二、三层则为住宅。屋檐口有山花装饰,檐口上建有女儿墙,外墙假麻石粉饰,整个外立面典雅且富于韵律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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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保元里、泰安里、南京路俯视图。陈思 摄

  保元里外部顺应保华路呈弧形走向,采用沿街式布局,形成弧形界面,具有较强的空间识别性;内部为联排式石库门,以单元联排的形式一字排列,营造出有序的巷道空间。在单体平面空间上,又采用天井式布局形式,形成中西交融的建筑组合。结构上则为两层砖木结构,户型上以双开间户型居多。

  据当地居民回忆,新中国成立前,保元里居住的大部分都是社会精英阶层,以中高级公务员和银行职员为主。值得一提的是,国学大师熊十力也曾寓居于此。

  1937年抗战爆发后,熊十力从北平返汉,暂居保元里2号,其襟兄王孟荪家。王是银行家,平素对熊十力多有资助。1946年春,熊十力回到武汉,又在保元里王家借住。

  熊十力寓居保元里期间,蒋介石曾令陶希圣转告湖北省主席万耀煌,送100万法币给熊十力,用以兴办“民间哲学研究所”。此机构本来是熊十力多年夙愿,一直苦于无钱。但这次天降巨款,他却一意婉拒,其中意思很清楚:若是收了蒋介石的钱,这民间哲学研究所也就“民间”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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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元里内部的开敞空间

  1947年,保元里的业主换成了为湖北省银行。建国后,此地曾一度改名“标兵二、三里”,数年后恢复原称。

  保元里九号的惊心动魄

  说到保元里,最著名的历史掌故,还得数“保元里九号”。2020年,就在保元里原址,名为《保元里九号》的历史剧开拍,讲述的正是解放前在这里发生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斗争。

  据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出版的《日出江城》及《武汉地下斗争回忆录》记载,1948年,地下党员童式一和当时武汉地下市委书记曾惇商量,想办一家通讯社掩护地下工作。

  童式一的父亲童璋,当时是湖北省银行总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靠了这层关系,通讯社5月筹备,7月就领到了登记证,名为“华中经济通讯社”,编辑部就设在保元里九号的童式一家中,所需经费由湖北省银行出,大体相当于银行下属的一个宣传机构,外界也不会对其产生疑心。

  之前,我们曾在《这里的大户人家,为武汉献上了第一面红旗》中说过。现代白领、文青喜欢“民国风”,但在真正的民国时代,精英阶层家的少爷小姐,很多都在闹革命,童式一也是如此。

  华中经济通讯社解决了几位地下党员社会身份问题,还给曾惇( 化名孙节 ) 发了一个报社主笔的聘书,他就以这个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的组织。

  随着在武汉潜伏的地下工作者越来越多,党的队伍也发展壮大。最初只有十几名党员和十几个积极分子,到1949年春,党员发展到390多人,工人、学生等有组织的积极分子达2000多人。

  到解放前夕,通过对国民党当局的渗透、策反,武昌市长、汉口市长、汉口市警察局局长等纷纷弃暗投明,国民党在武汉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几乎被掏空。

  1949年5月15日下午4时许,地下市委书记曾惇和常委张文澄来到保元里九号,开始准备迎接解放。

  为安全起见,童母把保元里的守门人找来,请他喝了酒,又给他几块银元,要他守好铁栅子,以免坏人进来趁火打劫,有什么事随时来报个信。

  晚上八九点,电信局同志报告,敌人派了一个工兵排来破坏,指挥部下达了“不让敌人进入大楼,誓与机器共存亡”的指示。

  5月16日凌晨,指挥部打电话给当时在江汉路伪《新湖北日报》进行护厂斗争的秦敢同志,证实江汉关一带码头上的残兵已经跑光,汉口进入了“真空”时期。指挥部立即号令赶印“武汉解放”的号外,并准备好报纸的出版工作。

  之后,硚口打来电话,说发现了小股散兵、流氓组织的“吃光队”,手持刀棍,挨户抢劫。指挥部立即通知那一带的工人纠察队、消防队前往保护居民、商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5月16日上午五点,童式一走上大街,街面一切如常。此时,武汉地标建筑江汉关钟楼上,一面特大红旗已经升起。

责任编辑:guanl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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